面對親人患癌，要不要將詳情告知，很多患癌家庭都面臨這一痛苦選擇。文中的丈夫，作為一個腫瘤科醫生，選擇欺騙自己的妻子。本文于5月份發表在NewYork雜志，作者為美國首屈一指的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醫生。譯//許科街燈冷清，遠不比紐約。在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六個月之后，我明白了許多道理，這便是其實一個。擋風玻璃上厚重的灰，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線更加慘淡。在離開醫院以后的第一個十字路口，我違背了自己婚禮上的兩個鄭重諾言：一，我開始像對待病人一樣對待我的妻子。二，我向她撒了謊。牛皮紙信封里裝著最新的PET掃描。隨便掃一眼就不難看出妻子體內的腫塊。我緩緩開著車，不停告誡自己不能對妻子說出實情，“我們得等紐約的腫瘤科醫生做出診斷，我是肺病醫生，看不大懂這些掃描”，我這樣敷衍著。PET掃描的大致原理是通過放射性元素流過身體各個臟器，測出不同細胞的活動。腫瘤細胞十分活躍，而其他細胞則不然。正如夜間從空中望向大地，如果臟器內不含腫瘤細胞，那么掃描看起來就會像夜間的愛荷華州，玉米地里一片寧靜。但如果掃描結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鳳凰城的市中心，那就說明腫瘤細胞已經擴散開來。這是六月上旬溫暖的一個夜晚，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開端。人們在街上擁擠著，匆匆歸家或者覓食。這冗雜的一切充盈我們的一輩子，不留下亦不帶走一絲絲的意義。穿過通往車庫狹窄的過道，輪胎壓迫著地面吱吱作響。妻子一言不語，我亦一言不語。我看到了她的未來，而她沒有。其實現在想想，她或許也看到了。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個月。她走的時候，我們已經回到紐約自己的家。從一個冬天轉移到了另一個。紐約的醫生很快看到了掃描結果，且做出了診斷。回到家沒過幾分鐘，我們就收到了醫生的電話。醫生從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（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）打來，我在這里工作了超過十年。三年前妻子在這里被確診得了乳腺癌。妻子與我在沙發上并排坐著，人手一個聽筒。電話那頭的醫生說著許多我熟稔的詞語“轉移，緊急放療，生存質量”，唯獨沒有提“治愈”。聽到關于病情的詞語越多，妻子也就漸漸在我腦海中轉變成一位病人。“癌癥到了這一步已經不能被治愈，我們醫生能做的就是延長生命，保證生活質量”。換言之，妻子即將離我們而去。我們并坐在沙發上。10厘米，是她到我的距離。穿過她的金發她的手上，是她今天剛剛做的指甲。涂滿了她喜歡的暗紅色。我嘗試猜想妻子心中所想，她一定也在猜想我聽到電話那頭醫生診斷的反應。她猜不到，因為我根本沒有在聽。從外表上看來，妻子的美艷與健康，正如我17年前在巴爾的摩交響樂見她的第一面。但當我看著我親愛的妻子，我看到了那些我紐約十樓的病人們。那些虛弱的人，那些因為肝臟衰竭而黃疸的皮膚，那些因為體內液體堆積而腫大的四肢，那些因為腎衰而導致的無精打采的面龐，止痛藥，腦部轉移，和那些同妻子同樣年齡的女病人。妻子那時候46歲。也就在那時，我意識到我與妻子之間開始有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。我看見了她的未來，她的終點，她的憔悴，她將受到的折磨與身旁的我的無助。而她看不見。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迅速離開阿根廷返回紐約，以便開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。于是我們開始陳列清單，準備歸途。她會一個人先回紐約。兒子還有幾天就從學校結業，妻子不希望她不能參加學期末的聚會。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無須緊張，因為治療她的乳腺癌并不緊急。事實上，他甚至說明了因為妻子不會被治愈，所以不需要太焦慮。但是脊椎上的治療卻十萬火急，因為如果腫瘤在脊柱上蔓延開來，病情將急速惡化。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價的塑料籌碼。如果是完整的連起來，它可以支撐極大的重量。但是如果腫瘤破壞了脊椎的平衡，脊椎就會出現裂痕，人也將無法直立。正因如此，妻子需要趕快回到紐約。親友們在機場迎接了她，并帶她去了醫院的急診，陪她見醫院的神經外科大夫。如果我們還幸運的話，大夫會告訴她脊椎無礙。如果不然，妻子將被立即被收為病人，開始輸液化療，開始拍X光片，開始打嗎啡，開始住院。開始呆在在病人之地，一個我會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長回廊的所在。在降落于肯尼迪機場四小時之后，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術。我依然在阿根廷，兒子輕聲熟睡，我盯著電視發呆，絲毫不理解眼前的節目。我向我所有的好友發送了上百封郵件與短信。“我失去了一切”，我在發給大學室友的短信中這樣寫道。等我回到紐約，妻子的手術已經完成，漫長的夏天開始了。妻子總會在感到癌痛的時候對我形容“就像一只拳頭在抓我的腸子，就像一只騾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亂跳。”我會問“你看到騾子了嗎？”妻子笑而不答。一個月過去了，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轉，X光顯示她脊椎上的癌癥已經被清除，治療起了作用，妻子又開始生龍活虎了。盡管癌癥沒有完全清除，但是在局部的腫瘤被清理了。妻子之后開始了內分泌治療，一種常見的婦科病治療方案。醫生樂觀的估計如果治療起效果的話，妻子可以再活許多年。從那以后妻子開始上網查詢閱讀那些奇跡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，她常常對我提起一位女病人，雖然得了惡性乳腺癌，卻已經活了超過14年。1994年，作家MarilynGreenberd寫過一篇文章，是關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療時候聽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。她稱那些人為“幽靈伴侶”，她們不僅活的很久，而且生活的與正常人完全一樣。在作者自己焦慮不安，感到不適的時候，這群奇跡般的病人正打著網球，跑著長跑，與愛人做愛。這位活過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“幽靈伴侶”，也是我的。她同時是我們的希望與敵人。我們嘗試回到往日稀松平常的生活，去關注生命里的小事。去海灘，看日出日落，把腳踩在水里，跪坐在沙灘。這是許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，后來也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。妻子有許多開心的日子，也有許多煩惱的日子，其實這些對于我來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我們還有日子。當妻子漸漸恢復，她重返到她銀行的崗位上。就算是她最親近的朋友們也難以發現病痛對妻子的改變。她還是這樣一個女人，永遠充滿微笑，時而帶著壞主意，永遠富有思想。這位優雅的小肢女人總是會自嘲自己的假發套，而我也會在她脫下假發露出光頭的時候和她開玩笑，說自己仿佛在與一位種族歧視者保持不正當關系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在充滿病人的房間里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漸改變。她嘴角上揚的弧度再不如前。或許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，或許是半毫米，或許更少，少到數量級無法再估量，但是我能夠覺察。在這個微小的變化中，我卻能體會一個彌天大謊。妻子正忍受著不可言喻的痛楚，一個人默默承受著即將襲來的黑暗，感嘆指日可待的未來不再有數不盡能夠共度的時光。我們的日子不多了。一個仲夏的夜晚，臺風艾琳尚未席卷紐約，妻子告訴我她感覺很抱歉，因為她即將丟下我們。也因為知道我會感到很難過而難過。我無言以對，只能默默的說道，“我也是。”與此同時，當聽到我父親猝死的消息，妻子瞬時間哭成淚人，兒子也是，而唯獨我毫無表情，我已經被生活擊敗的一無所有。在而后早秋的一日，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她的“癌癥指標”已經連續上升了兩次。當這些“指標”，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學含量一旦上升許多，就說明癌癥正在擴散，治療也開始漸漸失效。妻子的醫生坐在桌子邊上，安靜的審視著電腦屏幕里的數據。良久他做出決定，將停止妻子的內分泌治療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強力，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療。腫瘤科大夫很多時候受到許多批評，因為大家認為醫生們對化療的決定很草率，鑒于化療的毒性會使得病人全身乏力，神經系統也會受到永久損傷。有些時候，連腫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，為了一味降低“癌癥指標”，或者暫時減小腫瘤大小，他們都會冒險去化療。當醫生寫下了“二線化療藥物”的醫囑，我想到了以前一個同事對我說的所謂“一線”“二線”“三線”治療的區別。每過一套治療，藥物帶來更多副作用的同時，并不能帶來更多的抗癌效果。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個比方，也就是腫瘤變得越來越聰明，治療越來越笨。有的時候在治療的進展中，更多的化療已經無法帶給患者利益，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為種種原因，都會主動或者被動的繼續用藥。不過到了這一步，我也不會再多想，如果有一線生機，一絲希望，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。我清楚的了解妻子血液中的“癌癥指標”已經太高，腫瘤正在擴散，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，執念占據腦海，選擇不再是選擇。繼續化療！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藥物的原理，雖然依然是藥片，但現在的治療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時間就要咽下整整一手掌的藥片。副作用的嚴重程度將決定這一周期的用藥何時停止。醫生告訴我們這次的用藥按道理說不會讓妻子的體重再減少，這到讓我們松了一口氣。我們依然留著妻子上次化療時候用的假發，私下約定要留著同一個至少五年，仿佛覺得早早丟掉這個假發會不吉利。如今這個假發依然在我的衣櫥里，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紀念品之一。妻子的醫生一如既往的坦誠，“二線化療”除了會帶來許多副作用，有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。于是我們設立了一個模糊的目標，就是希望妻子能夠忍受“二線化療”帶來的副作用，而不會太難受。即便這樣，我們就覺得謝天謝地了。當我們離開了醫生的辦公室，在擁擠的電梯里面我遇見了已經同事十年的一名醫生。我輕聲的打了招呼，然后就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看往別處。電梯里面還有兩三個病人，由家屬陪著。我猜想他們現在在癌癥的治療道路上已經走到了哪一步，是剛剛確診時候的震驚，是對人世間的最后彌留，還是依然健康，做著環繞世界的旅行？我注視著妻子從東邊出口走出醫院，漸漸消失在模糊的眼界。與此同時我清楚的知道我體內一股涌動的情緒，一種已知道未來情緒深淵的可怕感覺，可是我卻有著無與倫比的欲望要一頭栽進去，去擁抱絕望。當妻子第一次被確診為乳腺癌的時候，朋友們常常會跟我們說，“你家老公懂那么多癌癥的治療方法，真是不錯。”不過也有朋友覺得恰恰相反，認為我的所學會讓我感到更加痛苦。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，雖然無論更痛苦還是好受都是一個無意義的學術命題。就像Edna Pontellier之死到底是解放還是放棄，就像蝙蝠俠是否會放棄自己對愛人死的內疚。但是那一天在醫院的回廊里，我知道我找到了答案，我的所學使我痛苦，睜大雙眼看著妻子未來日子里每一份每一秒的痛楚，絲毫沒有希望。往后的一個月內，妻子努力讓治療中的一切變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：每隔幾小時就吃下滿滿一拳頭的藥片，為了保護化療帶來的皮膚損傷全身涂抹的雪花膏。期間妻子一直工作著，她覺得工作能夠讓她感到開心，亦覺得如果停止工作，生命也就會停止。我知道她并不在打比方。有的時候人們會以為將死之人會有回光返照之姿態，反倒變得更有活力去創造美好的事物。可是我覺得這樣的想法很傻很天真，也不值得因為它歌頌了與病魔抗爭的勇敢而稱贊。在妻子看來，她即將和一個怎么也舍不得的世界告別的時候，不可能用余下的分分秒秒去創造什么更值得留戀的。與此同時，我依然陷在自己的黑暗中，無止境的思考著無法避免的一切，我會僭越光陰的步伐，去那個妻子開始深受折磨的那一分鐘，去那個再也沒有妻子的那一刻。11月，妻子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。關于所謂的“二線治療”是否只起了一點點效果，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起的問題，答案我們永遠都無法知曉了。但是妻子的藥確實沒有停，因為除了這個，我們真的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。當我們的朋友們見到妻子的時候，他們會十分委婉而優雅的掩飾他們的驚異。正如一位友人所說，妻子因為身體消瘦，變得更加美麗，她的臉龐變得更加秀美，她那可愛的棕色雙眸也變得更加明亮。（大概有一年的時間，妻子的手機鈴聲都是“棕色眼睛的女孩兒”）一天夜里，妻子做了一個怪夢。她夢到自己坐的飛機駛入亂流，還折斷一只機翼。那月中旬的一天妻子送郵件給我，說她每天上班都覺得像登山一樣。也大概在這個時候，妻子的肚子開始腫脹。開始也只是一點點，大概也就是有點便秘。于是我們抱著僥幸的想法覺得會不會便秘只是暫時的，過一兩周就不會有大礙。妻子醫生的檢查也沒有發現什么特別不對的地方。他覺得可能是因為化療藥物的副作用使得液體在腹中滯留。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奇怪，因為以前沒有病人有過類似的情況。大概又過了一周，我們去看了一位肝膽專家。他為妻子拍了一個腹部的CT。那個CT出來的時候我就傻了眼。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已經看過了數以千計的CT，此刻我也無需一個專家告訴我問題出在哪里了。坐在我身旁的，還是那個我深深愛著的女人，那個光芒耀人的新娘。在她身旁的，卻是微微燈光下的CT片，片子里顯示的，是一個即將患癌而死的病人。腫瘤已經蔓延到了坐骨，侵入了膀胱，逼近了胰腺。大半的肝也為腫瘤細胞所吞噬。專家確認了我們先前的猜想，腹部的腫脹是因為置于腹中的液體。我立即以一名醫生的直覺找到了原因。大概是妻子的肝臟已經不在正常運作，因為肝臟的主要作用是為血液做清洗工作。但如果肝臟停止工作，就會有大量的液體積累在體內。而最嚴重的后果，就是肝臟已經不再能把血液中的毒素清除。當然也有少數其他原因來解釋腹中積水，不過連我自己在病理結果前也難說服自己。隨后的日子里，妻子就要靠一種叫做“oxycodone”的止痛藥度日。她親切的稱之為“oxys”，每天早晨上班以前都要跟我說“要吃幾粒oxys才能去公司呢。”然而也就在這個最艱難，身體狀況急轉直下，每天要準備一兩個小時才能出門（以往是12分鐘）的情況下，妻子竟然提出了要全家在感恩節的那一周去度假。在加勒比海邊租一個小房子，然后邀請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一道過去。妻子用行動表示著病痛沒有把她打垮，依然做著她想和我完成的一切（此后的一個月我們還去了巴黎）。唯一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們屆時會離醫生太遠，不過妻子還是用她親切睿智的口吻說，“我的病也更嚴重不了啦。”在加勒比的陽光和陣雨沐浴下，我們與大海嬉戲，與崇山相伴。我們走了許多困難重重的山路，拜訪了無人問津的海灘，也就在那里，妻子告訴我以后她的骨灰可以灑在那里。我們甚至還劃了船，把妻子抬上抬下船得要兩個人，讓妻子在海里面游一小段也需要三個人幫忙。但是這所有的時光妻子都與我們一同度過，還有我們的兒子。我們在海里的時候還看見了一條小鯊魚和兩只海龜。下午我們在海邊為兒子舉辦了生日宴會，妻子親手切了蛋糕。那天兒子收到了許多禮物，宴會的主題是“蜘蛛俠”。她腹中的腫脹自我們回到紐約就變得一天比一天糟糕。每天都會有許多升的液體在肚子里堆積。陌生人會問她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，妻子會用一種瀕死的黑幽默告訴他們，都不是，而是她得了癌癥。如果有陌生人接著往下問的話，妻子就會告訴他們，這是一種治不好的病。我們最終還是到了癌癥治療中的絕境，在這里，任何醫生所做的一切都徒勞無功。在這個絕境，是每年美國會有4萬個乳腺癌患者都將面對的結局。在這個絕境里，“為什么不”竟然成為了所有問題的回答。為什么不試試這，為什么不試試那，即便所有的嘗試都會帶來已知的結果。以后的兩周里，妻子沒有增重，亦沒有恢復體力。她的肝臟徹底衰竭，有一日，她在家里摔倒了，我大驚失色。為了安慰我妻子說道“我沒有問題的，剛才只不過是一不小心就跌倒了。”但是我看見了她眼睛的黃，我沒有忍住，像丟掉了玩具的小孩子，失去了女友的高中生一樣嚎啕大哭。我們坐在咖啡館里，聚光燈不偏不倚的打在妻子的臉龐上。我嘗試不去看，不去想她眼內的黃色，我嘗試順著任何妻子的話往下接，但是我偷偷給一個大學時候的好友發了短信，這個朋友后來也做了醫生，告訴她我妻子已經黃疸了。最終我還是沒有忍住，脫口而出，“親愛的你的眼睛變黃了。”她啞口無言，隨即又驚慌的問我“為什么？”然后又問了一個我沒有預料的問題，“醫生們會做什么？”我無法回答她第二個問題，勉強的告訴她眼睛里面的黃色是因為肝臟衰竭導致的，而且我不知道醫生們會用什么樣子的辦法治療她。所以我們得問問醫生。這是我向妻子撒的又一個謊。黃疸會使得眼睛變黃，隨后就是皮膚。黃色本身沒有什么，但是卻說明妻子的體內正在極度惡化。她的大腦也即將為毒素所侵擾。換言之，妻子的終點即將來臨。從那個秋天還在和我們兒子比賽做鬼臉的妻子，到現在這個輪椅上無精打采，滿身黃色的將死之軀，沒有人看被騙。妻子倒坐在輪椅里面，想了一小下，然后努力支撐起自己，緩緩的問了一個沒有人應該問的問題，“我會如何死去？”“（死的時候）會痛嗎？”“我兒子會記住我嗎?”那個周六我們的房子里擠滿了朋友。妻子在沙發上坐了一天，傍晚的時候妻子告訴兒子，說醫生已經不能治療她的病了，她很快就要死了。“但是兒子你會好好的，爸爸也會好好的。”她告訴兒子在哪里可以與她重逢，也告訴他她會永遠不離左右。周日她睡了一整天。那天夜里我擁著她，告訴她可以安心的去。周一早晨，妻子在我的懷里離開了人世。彌留之際，她輕輕對我說出了最后的話，“我愛你”。沒有鬼魂從妻子身體里面冉冉升起。也沒有以太般的靈魂。但是在她從我們的生活中離開，從人群中消失的那一刻，就注定與塵世間了一切道了別。以后的一切：喪禮，機械式的被裝入白色袋子，機械式的被取出白色袋子，被輕輕的放進車廂，一切的一切都與妻子的生命，她的活力無關。因為那些是不能被裝進袋子的。當妻子的遺體被送走，我躺在床上，凝視著妻子所躺的那一邊。那個幾小時前乃至以往的許多年，都屬于妻子的位置。床罩被掀起，床單也有一點亂，放佛妻子剛剛起床時的樣子。在我身后的，是厚重金屬門被打開的聲音。噠噠幾聲，又被關上。那是每天早晨妻子先我去上班時一樣的響聲。許多周過去，許多月過去，我恍惚度日。有些時候我感到麻痹。有些時候我感到一種空空的快樂，像是在用自己要用來買房子的錢玩游戲。自從妻子生病以來，我就不再見病人，她走后的幾個月里面，我也沒有能夠很好的照顧我自己的病人。我覺得總有一天我會恢復過來，但是我不著急。因為現在我還不想看別人的片子，不想讀別人的報告，尤其是那些關于血小板的。我們共同的日子漸行漸遠，往后的日子里我踽踽獨行，踽踽獨行。我想起我朋友Liz以前所說的至理名言：“當丈夫因為皮膚癌去世的以后，她總可以與一群人做這樣或那樣的事情，卻再也找不到一個人陪她無所事事。”總之好萊塢電影里面那種有關親人死去的感傷與憂愁都是胡亂演的。從不會有定時的痛苦與爆發，對親人的思念，對愛人的逝去永遠不需要什么周年來提醒，不需要你看到以前一起去的餐廳，不需要任何能夠聯想起她的物件。在一起買沙拉的超市里，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告訴你應該買哪一種芹菜，配哪一種大蒜泡過的面包屑；在一起出發的機場內，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陪你看著舊電視劇的哪一集；亦或是在一個滿月的夜里，你會想起曾經有一個人，你的妻子，從認識你的那一天，就會告訴你生命之短暫與愛人的永恒。就像一個幽靈纏身，無時不刻帶來痛楚，偶爾哭泣，空無一物，但你卻不忍讓她溜走。
這個裝飾球的纏法，你一定見過，還沒有學會嗎？這個教程非常詳細，照此操作，你也可以學會！纏幾圈，可根據里面球的大小和線的粗細來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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